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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}( r# h5 |: v+ b仅仅高兴了不到一天—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（12）(2012-10-18 08:52:20)转载▼标签： 杂谈
5 z* k( z& T' h+ s3 G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到，不听医生劝告，会让你承担起更大的精神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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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共同做出“暂缓手术，密切观察”的决定，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，全家人每天都在担忧“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机”――这正是来自医生的最吓人的警告。/ T/ j; E+ n! M! W
: ~5 @/ l5 o5 i8 Z2 c& E! n( Q7 l 晓东依然锲而不舍地追踪会诊结果。妹妹也想利用她在北京的短暂日子再为我做些事。她们二人每天早出晚归，分秒必争地拜访京城名医。$ b" z, Y. W) [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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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独自躺在床上，闭目朝天，想象着哪一天她们能够带回一个惊喜，表明所有这些原来都是一场虚惊。: P9 E: s: D; @- B! S$ I&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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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没有！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乐观的消息！# I0 {4 B! [; Z2 P; T; S, v: q
" G! w' K* `! [; U3 V 就像上海的专家一样，北京的专家们坚持着“一边倒”的预言――“肺癌，脑转移”。他们或者委婉含蓄或者直截了当，其间全都包含着最明确的信息：死亡离我越来越近，伸手可及。- X9 F" W1 h% k! L' V) Y$ U
! u, r& q5 e; N6 y! v% s9 V; U. i 这天晚上我们忽然得到消息，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，下榻在东郊的二十一世纪饭店。晓东立即把电话打将过去。这些天她已经走投无路，就像一个垂死的溺水者，只要看到一根稻草就拼命伸手去抓，所以根本顾不得已是深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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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c; n' o" S: o- x, `& E 好在周良辅大夫并不介意，他还记得正月初四上海会诊时他的诊断意见。在知道我们已按他的建议完成“波谱检查”后，他立即同意次日为我再做一次诊断。. h( Y% _! T" K( I+ Y3 q/ J( m9 ^: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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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至少晓东和妹妹是怀着这样的念头出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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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独自一人在家等待，心中默想周大夫在那胶片上面指指点点的样子。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，我已不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，只希望她们能够早点回家。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，我只盼能有更多时间和亲人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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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 P8 _+ s& c" |8 ` I! o: b 窗外天色渐暗，屋里一片混沌。小分队终于回来了，踏着一阵异常急促的脚步声。我用力直起上身，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却模模糊糊地看到妹妹冲进门来，朝我张开双臂。 x. q/ o( n/ r# B"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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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消息……”她紧紧抱住了我，激动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在我从小到大的全部记忆里，妹妹还从来没有和我拥抱过。- `; m' U8 |, ]0 K% }6 s
+ V* D5 T; T+ l: t* j, V( V 晓东在她身后，满脸泛着红光。多少天来，光彩第一次回到她的脸上。- C" d$ g, P2 \$ r6 U- o- r) U
$ h/ v" @! R' s' ` 两人争先恐后叙述事情经过，我很快明白了其中原委：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“脑转移瘤”的诊断。他在仔细分析了“频谱”扫描胶片之后，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：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。它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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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d8 T3 E" c6 Q p “当然，一切仍是判断。”他对她们说，“这个检查有80%的可靠性”。; @+ x1 y. T% ~! q3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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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是我们在北京看的医生，不是看不懂，就是看不起。”晓东说。, K3 a5 q5 k7 y& \3 T) 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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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大夫笑着解释，这是个新的技术，的确还没有广泛使用。最后，他非常肯定地说：“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。再观察一个月。重新做核磁共振。”9 m! p; V1 b& O3 p0 z/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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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意识到这是西医专家第一次传达给我们一个乐观信息，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――暂缓手术，继续观察――第一次获得医生的首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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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服了。不是因为终于听到了自己愿意听的话，而是因为周良辅这个人！资历、经验和名望并没有妨碍这个医学权威紧跟技术的进步。还有更重要的，他在努力帮助病人寻找新的证据，又在事实面前迅速修正自己的结论！+ a- P5 `+ y" y6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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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我还联想到妹妹该有多么开心。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，她用仅仅一夜功夫得出的结论，居然和一个顶级专家不谋而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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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全都大松一口气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告诉自己，千万不可过分乐观，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转危为安。我们只能庆幸迄今为止没犯错误，同时也更加相信，疾病猝然降临之时，不恐惧、不惊慌、不盲目跟从医生的指挥棒到处乱撞，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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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v9 n2 W' m. l# c( ^3 s 可惜才过了20个小时，周良辅大夫的乐观判断就遭到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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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波谱检查在恶性肿瘤确诊方面的意义没有那么大。”黄峰平大夫针对周良辅的诊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。$ ~1 |) l& M% H) T# N9 \3 Y
& }3 ^7 |8 k7 r 黄大夫是个既温和又耐心的中年人，同时还是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。单就行政序列来说，他是周的上级。那几天他携带着一个密集的会议日程来到北京。晓东见缝插针找上门去。他的态度友善，对待病人不厌其烦，说出话来既专业又严谨，还总是浅显易懂，条理分明，所以他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。! j7 q0 u4 `% \- h7 M3 n2 V6 F' m
" z8 d; K6 s% v ? 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，尤其不能同意脑袋里的病灶是“炎症”的说法。那个促使周良辅大夫改变看法的波谱检查结果，在他看来，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证据，也不能改变原来的结论――“恶性肿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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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Q) e9 F4 a! q, N/ x! W 不过，考虑到几周来我的病情进展缓慢，他又补充说：“恶性程度较低，在2-3度之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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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一点上，他和大多数专家不谋而合。与众不同的是，他格外看重我的左肺上叶的病灶。到目前为止，几乎所有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的脑部病灶，只有他对我的左肺表现出强烈担忧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相当有预见性的警告。可在当时，我对肺部病变没有任何感觉，颅内病灶带来的全身不适却时刻困扰着我。我的紧张和焦虑全都指向脑袋，完全忽视了黄峰平大夫的警告。; j w. e4 {, I' g, |; {
5 t" ~4 D1 ?/ v 黄大夫用一句话结束了那次午间会诊：“最终确诊还是要靠活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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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 _& e, p5 V9 j* z 仅仅高兴了不到一天，我们再次紧张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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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开始详细讨论医生的一项新建议――实施脑穿刺手术，取出脑组织检验。不过，很快就放弃了。一想到要在自己丈夫的脑袋上钻个洞，还要把一个钩子插进脑浆里去，晓东就不能忍受：破坏了正常的脑组织怎么办？弄断了脑神经怎么办？会不会带来永久性的后遗症？会不会刺激癌细胞的生长？又会不会把癌细胞牵扯到别处，留下转移的祸根？就算你知道了脑子里的东西是个什么，又能怎么办？最糟糕的是，即使你让医生把脑壳打开，还是有可能争论不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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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# O$ u4 S. M! g1 m' S8 [1 | 我们曾这样问医生：“做活检就肯定能100%确诊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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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能肯定。”医生很肯定地说，“即使是活检，也不是没有误诊的可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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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y b! z+ P( E# H, O0 Z, M （待续。摘自《重生手记》）% c% { c# p/ N&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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